在中国：互联网政治的“两极分化”和新门槛（下）

（泡泡特约）纽约时报说，十一长假前夕发生在贵州小村庄的19人被杀事件，中国媒体没有足够的报道。其实这也是一种维稳，叫“气氛维稳”，与苛刻的安检和满天飞的警方无人机、遍地的摄像头等东西的存在是同一个目的，淡化报道恶性事件、以粉饰虚假的和谐。但另一方面，”底层”的关注同样远远不够，在中国，“底层”的信息生产（视野和注意力）被“顶层”高度牵制，一直少有人能脱离当局操控的语境，这是很令人遗憾的事。

先说明一下，这里所指的“底层”和“顶层”并不是现实社会中的阶层，而是流量的幂律分布所呈现的两极化。互联网中的大型站点和知名媒体属于顶层，它们中很多是传统媒体过度来的，积累了丰厚的影响力和公信力，也携带着古板的采编流程。当然在中国正相反，这些顶层信息生产者被政府把控、以姓党为荣，它们已经没有了公信力，然而有趣的是，它们依旧能在不小程度上牵制底层的注意力、局限其视野，甚至影响人们的思路。

“底层”指的是独立的个人和小团体／小型站点那种无规则的、星罗棋布的内容生产者，它的基数很大、风格多样、变换灵活，在信息自由的国家里，它们经常能做为顶层的信源，并且在社交网络上占据足够高的影响地位。他们中的一些的确喜欢小题大做，只看到一条长尾巴就能说那是一条狗，这似乎也正合乎社交网络的口味，能把问题受关注程度迅速推高。在twitter欧美圈，人们喜欢它们比顶层信源更多一些，尤其对突发事件的挖掘，比如日前新泽西的火车出轨事件，他们大多比CNN的消息要快。

在互联网（不是局域网），顶层和底层这两个极端近年来频繁发生冲突，在美国大选的舆论和新闻中有很明显的体现，我们先假设twitter的热点话题抓取算法不会频繁变动，在首场辩论前后数日里，twitter的趋势榜总有一两个是支持特朗普的专题，且内容量都不低。与此同时，顶层内容大多倾向于对特朗普斥责和调侃。最近一次的另一个案例就是英国脱欧公投，可以回忆一下当时的公共舆论和知名媒体评论，它已经被很多做为研究网络媒体时代的传统政治精英为什么会失效这个问题的典型案例。

底层信息生产者在中国这样的不自由国家里尤其重要，但网络管制和自我审查让他们中大多数被恐惧所束缚很难施展，还有GFW的门槛，能长期摆脱局域网的人一直都是少数，并且仍在减少。

这正是卢昱宇和他的“非新闻”网站所做的工作的价值，为他的被捕深表遗憾，这段时间里人们一直在感叹，恐怕已很难找到第二个人能接手非新闻的工程，眼光、意志、数据分析技术等等都是不矮的门槛。

在中国，除了上述客观原因外，当下底层的信息生产还存在一些其他问题，比如拍摄技术和表达能力都显得不那么专业，不少上传到互联网的短视频具备很高的新闻价值，但普遍存在抓不住画面重点、声音杂乱、大幅度抖动等缺点，对专业媒体来说它们中的部分几乎无法使用。甚至为数不少的传播者为了不引起被屏蔽或被抓捕的后果，视频和图片不携带解说文字，继而导致传播过程中信息张冠李戴，给获取造成麻烦。

显然，互联网并没有从那些大型媒体出口简单而整齐地转变为许许多多的小型出口，内容在极具人气的媒体那里被持续加速聚集化，在微少阅读量的小型生产者那里被碎片化，前者获取到大部分流量，后者全部加起来才能获得剩余的访客。它们之间有一道巨大的鸿沟，政治学者Hindman称之为“the missing middle”-消失的中层－－在流量方面衰落最为严重的是中间等级的媒体。他指出，这正是互联网政治许多令人费解的悖论的核心问题。

网络受众同时向最具人气和最缺人气的媒体出口分流，这种状况需要被更加广泛的理解，尤其是在互联网政治语境中。虽然不同的内容范畴中体现出不同水平的受众聚集程度，但已经有很多分析指明：互联网有自相似性——局部的赢家通吃在整体的赢家通吃模式中被复制，可以这样说，整个互联网所能见到的幂律分布，正好也体现了组成互联网的所有群落的流量特征。有少数网站的流量或许例外，但有压倒性的证据表明，政治内容站点就是如此聚集的。

影响力匮乏的博主只有曝光新闻机构或精英博主们认为有特别价值或耸人听闻的信息时，才有机会获得广泛关注，这也是底层信息生产者往往表现夸张的原因，虽然很多现成的关于互联网研究的理论在中国都不适用，但这点上是一致的，目测即可，中国局域网数据造假太严重，不值得采用为分析。

当然，我们的目的并不止于分析，而是用分析结论去实现我们的目标。互联网最吸引人的强项似乎在于将大量的、松散的、和地理上分散的群体汇集起来去追求共同目标，相关经典成功案例有Meetup.com和MoveOn.org，可以使用这两个内嵌超链接考察一下他们的运作，你能发现，网络政治比它所显现的更加浅层化。中国还没有这样的组织（中文的也没有）。

Meetup实现了从分散于全国的利益诉求者中创建出本地化的志愿者组织，依靠几十万名小额的在线捐款者得以打破捐款记录。

MoveOn则是标准的政治立场联盟，两位创建者最先制作了一个网上请愿书，呼吁国会终止对克林顿的弹劾，而代以“censure and move on”也就是这个网站的名字的起源。他们发给不到100名亲朋好友的电子邮件被迅速传播开来，从而使他们的网上请愿书最终收集到超过50万签名。六度分隔是很强大的，该案例经常被社会学分析引来说明问题，但可惜它在中国被打破了，微信加速了社会小共同体原子化，并没能真正实现社群，同时社会互信度低下、参与能力被恐惧感绑架、网络管制、审查和GFW等等都改变了六度分隔效应，社会关系网这等核心资源严重匮乏。这也令中国人很缺乏这方面经验，成功与否都还是次要的。

MoveOn在一个周末的时间里就筹集到一百万美金的捐赠，或许可以说是成功者中的一个奇迹了，至少目前为止。在中国更难以实现它的哪怕一半，就不详细解释了，了解中国社会的人基本都懂。

必须说明的是，网上有各种各样的小型倡议团体，但关于互联网政治效果的大多数证据都来自一小撮大型组织，它的背后是新精英阶层，它同样具有中层缺失的现象。互联网新精英阶层的概念似乎还没有进入中国舆论的普遍认知，以至于当下若有人使用这样的概念还需要携带一大堆说明文字，以避免误解。

MoveOn主导政治细分领域，正如亚马逊主导售书，或者易趣主导在线竞拍，它们依旧是依靠政治精英运行的，精英们带来了有效的游说、协调和组织动员。然而这些“新”的网络精英并不必然比传统的精英们更佳代表普通大众，这或也是重要政治议题经常较难获得广泛参与的原因之一。如果你希望打破这一屏障，就需要在运作中更多注意，展示最大范围的共同利益、调整语言风格、扩大视野和设置便捷的操作。

政治流量本身就是网络使用中最微不足道的一部分，根据Hitwise数据，色情内容获得的访问量差不多是政治网站流量的100倍。如果公民们总体上消费着极少的政治性内容，那将意味着更少的关注眼球、更匮乏的资源，如果再加之自我封闭、圈子性获取、狭窄的偏好、过低的社会互信、GFW等等障碍，以期借助互联网实现联盟和动员的难度是相当大的。

我们有了自由的表达平台，但并没能实现民主化的信息获取，普通大众想要被听到是很难的，信息调控权掌握在新精英阶层手中。这也是为什么会对中国真正的政治反对者的精英式行动力、思维行为方式及眼界远不达标状况深感焦虑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