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河”已在你心里，这就是他们的目的 —— 监视之恶（三）历史和现实，拆穿谎言

(泡泡特约)反对政府对隐私权的侵犯是美国建国的主要原因之一。因为美国殖民者当初反对法律规定的英国官员可以随意闯入任何民宅。美国殖民者后来同意让政府合法获取具体的指定搜查证，以针对有证据表明已作出不轨行为的人进行搜查。但是对全体公民不加区别地进行全面监视势必是非法的。

美国宪法第四修正案对此有言简意赅的体现：“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有不受无礼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除按照合理根据，以宣誓或代誓宣言保证，并具体说明搜查地点和扣押的人或物，不得发出搜查和扣押状”。最重要的是，该修正案旨在在美国永久性废除政府针对毫无嫌疑的公民进行大范围监控的权力。

这是有原因的。

在18世纪，监视行为发生的冲突主要集中在房屋搜查，可是随着科技的发展，监控的形式也随之升级。在19世纪中叶，铁路线的飞速发展，使得快速便捷价格低廉的邮政服务成为可能，英国政府出现了私拆邮件的行为，因此导致了英国的一大丑闻。在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间，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前身美国调查局使用窃听装置、邮件监控和告密人员，对反对政府政策的人士予以镇压。

历史上的大规模监控都具备若干固定的特点。首先是政治异议和边缘人士会第一个中招，导致支持政府的人们或对政府漠不关心的人们会误以为自己与此无关。但历史事实表明，大规模监控的存在，无论政府是否使用，都足以对所有人产生震慑作用 —— 当公民意识到自己处于监视之下的时候，自然会主动表现俯首帖耳，心有戚戚。

20世纪70年代，对联邦调查局的监控调查结果已经足够令人惊讶，该机构仅从政治信仰出发就将 50 万公民贴上了潜在“危险分子”的标签，并长期对其进行监视。监视名单从 马丁路德金 Martin Luther King 到摇滚音乐家约翰列侬 John Lennon，再到女权主义者以及反对共产主义的约翰伯奇协会 John Birch Society，非暴力政治异议组织等都有涉及。

在过去的十几年间，他们再次集中监视反战活动家、非暴力异议团体，以及美国穆斯林。

监控滥用并非仅仅出现在美国历史上，恰恰相反，大规模监控往往是无耻势力的普遍企图。威权政府几十年来都是这么做的，比如苏联、东德、阿根廷、古巴、中国、朝鲜等。

在任何情况下，大规模监控的动机都如出一辙：镇压异议、强行要求众人言听计从。

“冰河”是在你心里的，这就是他们的目的

权威机构在面对社会动荡局面时通常有两种选择：通过象征性的让步安抚民心，或者是加强控制，使其对利益的损害最小化。大多数政权在大多数时候都会看中后者，尽可能强化自己手中的权力，维护自己的立场和地位。

美国历史上不论是右翼的茶党抗议还是左翼的占领华尔街，民意调查都显示，民众对政治阶层和社会发展方向有着强烈的不满。当权者用武力镇压抗议活动，催泪瓦斯胡椒粉，无所不用。紧接着，各种准军事化行为在各大城市竞相上演，与巴格达街头荷枪实弹的警察镇压和平示威者的性质如出一辙。这一策略旨在形成震慑，令人们不敢上街抗议，而且一般情况下这招效果很明显。更大层面的目标是给人们植入这样一种观点：“面对如此大规模的和无孔不入的机构，此类抗议全然无效”。

这就是近年来社会运动出现严重下跌的一方面原因。Manning 出狱后惊讶地看到了满街的武装警察，她说“我并没有出狱，只是进入了一个更大的监狱”。

89 后的中国基本与此完全一样。天安门的镇压并不只有对一群饥饿抗议的学生实施了大清扫，更有对他们的后辈们甚至前辈那些幸存者，实施了意识植入。正如你所看到的，中国社会开始信仰闷声发大财，大部分反抗思维都会面对嗤之以鼻或者所谓“过来人”的轻蔑。

这个政权在人们心目中的印象已经变成了撒旦，这不仅仅是意识到了它的邪恶，更有畏惧它的力量。风靡中国异议群体的 “冰河时代” 论就是其最典型的体现。当权者每公布一款新的管制措施，都会给虚无主义者们增添一份心安理得。

无所不在的监控体系可以实现相同的目的，甚至有更为强大的震慑作用：当政府在密切监视人民的一言一行时，仅仅是组织反抗运动都会变得难上加难。必需强调的是，大规模监控最为邪恶的一面是它对异议的扼杀 —— 在思想层面上，大众已经被训练成为只会照章办事的循规蹈矩之徒。

每一条管制措施出台后都在每个人心头画上了一道线，每一项监视技术的推出都在每个人的脚下加了一把锁，社会被一步步推向绝望和虚无。然而为什么没人去思考，线是可以擦除的，每把锁都有钥匙，只要能找到，就可以解放自己。但依旧有人安然于自我描述的牢笼，回避和妥协，路就这样被切断了。

这就是被流行了的“冰河”论之起源。我们称之为“自杀式悲观”，悲观主义就如同一场威力无比的自杀式炸弹袭击，令主张者及其周边完全陷入虚无。

“When it comes to dreams, one may falter, but the only way to fail is to abandon them.” ― NBC Dracula

当装傻成为品质，愚蠢就是结局

无疑，集中化的高压控制才是政府监控之意图和效果追求之所在。

好莱坞著名编剧 Walter Bernstein 在麦卡锡时代就被列入了黑名单，长期受到监控，被迫匿名写作，他曾生动地记录了由于意识到自己受到监控那种难以忍受的自我约束：“这种情况让人完全失去了创造力，思想无法再自由奔涌。你总是会感觉到这样也不行、那样也危险……我认为当时大家的普遍思想就是都觉得不该拿自己的性命冒险……”。

这样的时期是不会有任何优秀作品出现的。

美国笔会中心 2013 年 11月发表过一篇题为《令人心惊的效果：国安局监控导致美国作家自我审查》的报告，该机构对国安局泄密事件对其成员的影响进行的调查，结果发现，很多作家都在认为他们之间的交流受到了监视，并对自己的行为言谈做出了调整，此举“导致他们的表达自由受到了剥夺，并限制了信息的交流”，有 24% 的接受调查者直接回避了某些话题的提问。

Snowden 也许想到了这个结果，但相比继续隐瞒，揭露才是正途。公开真相是一切邪恶的解毒剂（吸血鬼会见光死，这个传统故事不是没道理的），因为政权在阴暗的环境下会变得肆无忌惮，公开就是还回公民的监督权，强大的制约力量将成为促使其收敛的希望。至于结果如何，还要看政体的本质 —— 威权政体不在乎民意，对不同意见一概采取压制的方法；寡头政体也一样，上推早的中国网友应该记得，每当选举之前"deep state"都是热词，其实指的就是 Oligarchy（寡头政治）。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民意的效用越来越差，含蓄些的说法就是 Richard Stallman 所说的那样，“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富豪阶层通过游说收买政治家来控制法律，这就是为什么大规模监控被揭露后非但没能激发足以变革的社会运动，反而刺激出诸多自我审查。

自我审查的表现就是装傻，它几乎无法避免，当社会看起来很“和谐”的时候，就是监视之恶效用最大化的时候。

早在 1975 年，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 Gregory White 和 Philip Zimbardo 就通过实验验证过这一结论，他们合作的题为《监控的可怕效果》的实验一直是心理学领域的经典研究之一。此项研究的动力正是美国人对政府监控行为所产生的顾虑。实验报告中写道：

水门事件丑闻、白宫窃听行为的曝光以及国会对中情局的国内监视的调查均强化了美国人生活中的恐慌：“老大哥正在盯着你呢！” 国家数据库的提议、城市警方对监控直升机的使用、银行和超市还有大街上各种各样的摄像头、机场对个人和财务的安检，都是我们的私生活正在遭到日益严重的侵犯的标志……

这些东西如今在中国全都有了，虽然都是抄来的，但抄得很全面。本网曾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为什么中国社会看起来很傻》，它还应该有另一个姊妹篇《为什么中国人更喜欢装傻》，群众斗群众的“传统”和大规模监控的新科技都是造成人们下意识装傻的重要原因。

中国人说，“会装傻才是真聪明”，这句话不仅仅是对油滑世故之处事方法的描述，更暴露了该社会特有的一种深入人心的变异价值观，即 人们将话说一半、打擦边球蒙混过关视为能力的象征。可惜，该价值观带来的并不是什么聪明，而是为避免与当权者发生正面冲突的自我审查、以及反抗精神被割除后的愚蠢。

多年前曾经有一个芬兰的研究试验，对监控行为进行了极端的模拟：在研究对象的家中（除了卧室洗手间之外）的各个角落安装了摄像头，所有电子邮箱都受到了跟踪。该实验的邀约广告在社交媒体上满天飞，但最终只凑到了不足十个愿意参与实验的家庭。

该试验得出的最可怕的结论并不是上述那些，而是研究对象的反应：从一开始对失去自由的抱怨，但不久之后便习以为常了。当这种深度入侵行为成为常态后，自我审查也成了常态，人们趋向的不是激愤，而是麻木。这正是当下中国社会在发生的事。

拆穿谎言

1969 年《时代周刊》曾发表过一篇很有名的报道，描述美国社会对政府的监控力量日益忧心忡忡。该文章引起广泛的共鸣，当时尼克松的司法部长 John Mitchell 安慰读者说：“任何没有涉嫌非法活动的美国公民都没什么可担忧的”。

这话听起来很熟悉吧？与中国政府对监控的解释基本完全一样。事实上，每一个当权者都会这样为自己的侵犯行为辩护。2005 年布什为授权非法监听而面临争议时他的解释也是如此，“我们在监视穷凶极恶的坏人”；奥巴马在 2013 年被问及对国安局泄密有何看法时也说了同样的话，“我们是为了跟踪恐怖分子”……

不幸的是，这种没什么水平的谎言套路却博得了不少人的信任，导致了大众对权力滥用的默许，甚至有人为之喝彩。极大地误解了权威机构的真实目的。

在权威机构眼中，“行为不轨”远不止非法行为、暴力行为或恐怖阴谋，还包括抱有意图的异见者和任何真正意义上对权力的挑战。这就是权威的本性，无论是政府、宗教还是家族，都是如此，他们将不同意见和行为不轨划等号，视之为一种威胁。

政府会条件反射地将一切挑战权力稳固的社会不同意见均视为“图谋不轨”。

联邦调查局的国内反情报项目 COINTELPRO 首先被一群反战斗士所发现，他们已经感到了针对反战者的监控的无所不在，而且很多卑劣的手段。由于缺乏相关文件证据，加之没能说服媒体跟进报道，他们于 1971 年闯入联邦调查局在宾夕法尼亚的分支机构，带走了数千份文件。

COINTELPRO 的相关文件显示了联邦调查局是如何针对它认为的具有颠覆性或危险性的政治组织和个人采取措施的，其中包括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黑人民族独立运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组织、反战示威者以及右翼组织。在其中安插暗探，乃至通过暗探操控这些组织的内部成员，故意让他们触犯法网，然后堂而皇之地提出指控。

联邦调查局成功说服了纽约时报，使其扣押了这些文件甚至予以交还，不过华盛顿邮报还是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进行曝光。正是这一泄密促成了参议院丘奇委员会的成立（Church Committee）。

COINTELPRO 在一份关键性的备忘录中写道，“……这就会在反战斗士中撒播下偏执妄想狂的种子，使其认为在每个邮箱背后都藏着联邦调查局的密探”。这样，持不同政见者则会以为自己正处于监控之下，出于恐惧心理，他们就会对自己的想法和行为有所收敛……

这正是监控的目的。它奏效了 —— 把“冰河”放进你心里。2014年，在一部很有名的纪录片《1971》中，若干反战者描述了 Hoover 领导的联邦调查局如何无孔不入地渗透和监听民权运动，所有参加集会的人都被记录在案。

这些监控手段阻碍了民权运动继续组织并发展壮大的能力。

伊拉克战争是在美国舆论界最具争议的话题之一（链接指向关于这场战争的最新的报道中文版），民间反战的声音越来越强烈，2006 年美国公民自由联盟表示：“我们手中的文件的最新细节显示，五角大楼掌握着所有反对伊拉克战争的美国人的信息，包括贵格会和学生组织在内”。五角大楼通过收集这些信息并储存在军方反恐数据库中，以“密切监视非暴力抗议者”。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注意到的一份标注为“潜在恐怖活动”的文件中，俄亥俄州阿克伦的“立刻停战”这类集会也榜上有名。

目前众所周知的是，互联网思想警察愈加猖獗，扼杀信息自由的审查从“四骑士”增加到“六骑士”，恐怕还会不断增长，上面链接仅举一例。下篇文章将详细介绍为什么热门的“互联网反恐”主张其实质只是思想警察，而对反恐的目的几乎起不到任何作用。

美国自由公民联盟法务总监 Jameel Jaffer 曾指出，国安局数据库中 “存有你的政治观点、病史、亲密关系和网上活动，等信息资料”，国安局称“这些信息不会被滥用”，但这些信息本身足以显示，国安局对“滥用”的定义非常之狭隘：国安局在历史上曾应一位总统的要求，“使用监控结果打击政治对手、媒体记者或者人权斗士”。Jaffer 说，如果认为该机构不会故伎重演，未免太天真了。

当权者可以滥造任何词汇、扭曲任何既有概念，比如 “附带伤害” 这个词其实就是为杀戮辩护、认为平民死不足惜；“科学加密” 就是开后门让情报部门随便溜达你还以为自己在使用加密；“网络安全” 被变成了安检、被要求一切都在当权者的监视之下；“假新闻／谣言” 基本等于当权者认为“这话我不爱听”…… 每一种政治宣传都旨在让你顺应当权者的利益。

国安局为了打击为 Manning 声援的匿名者组织，生造了一个词叫“激进黑客”，这个大口袋能把所有会技术并有正义感的人全装进去。

匿名者组织并非结构化的组织，而是与某一观点相关的来自全世界的松散的一群人。国安局锁定如此宽泛的概念，相当于只要政府认为“存在威胁”，就可以对在美国境内的任何地方的人进行监视。

麦吉尔大学的 Gabrielle Coleman 是研究匿名者黑客组织的专家，他指出这些人是以数字化非暴力反抗的名义聚集在一起的，大多数人不过是进行普通的政治表达而已，“激进黑客”的概念相当于对表达自己的政治信仰的公民予以控制，结果只是导致持不同政见者遭受打压。

这些监视者是怎么做的？英国国家通信情报局（GCHQ）在2012年的 SigDev 大会上展示的一张幻灯片（见下图）描述了针对异议目标群体的两种攻击形式：“信息作战”、和“技术破坏”。GCHQ 称之为“在线转化行动”，其目的被称之为 4D：Deny 否定, Disrupt 破坏, Degrade 贬损, Deceive 欺骗。

另一张幻灯片还介绍了“令其名誉扫地”的战术 - 就是抹黑（见下图），包括：设下美人计、替换他们在社交网络上的照片、撰写博客文章声称是他们的受害者、以及向他们的邻居 朋友 同事 发送邮件或短信。

以上图片来自独立媒体 “the intercept”，更多信息：https://theintercept.com/2014/02/24/jtrig-manipulation/

这家英国监控机构还利用包括心理学家在内的一组社会学家，开发在线人工智能技术（UMINT）以及“战略影响破坏技术”。一份题为“欺骗的艺术：培训新一代在线转换作战”的文件就是专门讲这个的。这是该机构的人类科学运作单元（HSOC）编写的报告，文中称：利用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神经系统科学、生物学等诸多领域的知识，可实现英国国家通信情报局的在线欺骗技术的最大化……

哈佛法学教授 Cass R. Sunstein 是奥巴马身边的一位顾问，也是白宫信息和监管事务局前主任，同时也是白宫委员会任命的审查国安局行动的人。该顾问于 2008 年撰写了一份颇具争议的报告，建议美国政府安排诸多秘密特工和假冒的“独立”倡导人，有意识地渗透到在线组织、聊天室、社交网络、网站，以及线下激进活动人士的组织中！

这是对心理学、社会学等人文学科知识最无耻的使用方案。这些学术本身是无辜的，它们原本可以实现对社会和人群更有益的目的。知识就摆在那儿，你无法否定某一个政权不会去使用它们达到自己的目的，上述只是被曝光的之一罢了。

也就是说，只要监视存在，当权者凭借自己的标准盯上你了，你和你的朋友、网络联系人、参与同一话题的人，将无可避免地遭受上述这般恶劣的侵犯。那些政权的拥护者会就此辩解“没有证据的情况下，那就是别的国家的事”。好吧，在中国发生过什么的确没有证据，目前为止，但你能看到遍地的摄像头、被宣传出来的举报人、被大举投资的人脸识别技术，每个人都明白监视的存在和侵入之深，任何一个拥有人格独立的公民都不应该为了免遭国家监控而被迫对政权俯首帖耳，为了所谓的平安度日将自己、亲人和子孙后代变成老大哥的傀儡。

想估测下中国政府监控的伤害性吗？请将上述全加起来，再乘以十。

——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