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私问题（二）：社群主义、审查和“换位监视”

（泡泡特约）继续前文。

——社群主义——

前文中介绍了，非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或多或少都根植于某个特定的社会之中，其中中国的意识形态是双向作用的结果，集体主义存在于文化中又被当权者强化和利用，而新加坡的意识形态也许更具自上而下的特征。 

尽管如此，也不是说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根植于更为广泛的文化基础，其中有些是知识分子构想出来的，社群主义就是一个较近期的典型案例。它在被某些人认为是“利己主义蔓延、社会责任缺乏”的西方社会曾流行一时，它的主要特点是：一个良好的社会应该具有既能保护公共利益又能保护个人权利的原则。相比之下，自由主义社会被认为是偏重权利的，因而在社群主义者看来它不平衡。

本质上说，社群主义是为反对日益增大的个人主义而发展起来的。1890年前，美国是一个很看重社群价值的国家，在某些领域，特别是有关种族歧视问题上表现出不公正的极端主义倾向。当沃伦和布兰代斯在其回顾中确立了不受任何限制的、独立于其他所有权利的隐私权之后，这种平衡发生了变化，1960年左右，个人权利开始占据优势地位。

社群主义者并不认为隐私是一项权利，而是将私领域看作是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个人（或群体）能够合法地不向他人透露有关自己的信息、或在不被他人问责的情况下行事，因此，隐私是以一种社会许可为条件的，它是一种规范性的概念，而不是一种有关不受监视的、简单的经验主义概念。中国当下的网络环境中是社群模式占据主导地位的，但整体上仍未进入正常的社群主义，这是题外话了，晚些再议。

社群主义者不反对可能会被认为是私空间的干预，而是对什么是合法的什么是非法的干预做出明确界定。政府把控不是好事，但很多社群主义者认为，人们有关自己的自由受到国家侵犯的担忧“过于极端了”。 

如前文所述，普通意义上公私领域之间应该有三个层面：公域（国家）、私域（家庭）、公共舆论（私人化领域），但社群主义者又做出了第四个领域的区分：即将私人化领域进一步划分为两个领域：建立在个人选择之上的市场和社群——后者通过社群的承认、赞许和责备等微妙的感性方法来培养某些亲社会行为。很明显这一过程需要对行为进行审查，但实施这种审查的不是国家机器，而是朋友、邻居、圈子成员等“小伙伴”，类似我们称之为他律的东西。在这一过程中，大的社群概念会细化出很多小的实质群体。

审查者、窥视者 和反审查技术

互联网中各种文化之间的碰撞和冲突一直激烈，隐私问题的标准是其中最受关注的议题。支持网络自由的阵营中包括政治自由主义者，和主张无限制的信息流通的技术人员；支持网络审查的阵营中包括反自由主义者、和希望用离线业务模式限制在线信息流通的人；而隐私的倡导者则可能属于这两个阵营中的任何一方——那些将隐私看作保留对自己的信息的控制权的人一般会支持限制性措施，而那些希望享有决定权隐私和意识形态隐私的人则希望保持信息的自由流通。

本届USENIX 互联网自由和开放通信研讨会FOCI 16会议上，美国西北大学电气工程与计算机科学系的研究人员（两博士一教授）介绍了反审查系统 DNS-sly。 

研究人员称，互联网上的在线审查如今势头正旺，如运行一个大规模的防火墙事实上将一个国家的互联网与世界其余部分隔离开来。为了绕过审查，用户主要依赖于基于加密的协议和系统，但此类的系统未能提供隐蔽性和可否认性，因此容易发现和屏蔽。

DNS-sly 设计利用互联网的核心服务 DNS去构建一个具有隐蔽性和可否认性的大规模反审查系统。它包含了一个请求程序，作为一个修改版的DNS客户端运行在用户电脑上；以及作为一个修改版的DNS服务器运行的响应程序。 

DNS-sly响应程序向请求程序提供了一个隐蔽的Web代理服务去绕过审查。DNS-sly 请求程序和响应程序都具有统计学上的不可区别性，审查者无法识别DNS-sly的请求模式。

为了在上游方向实现隐蔽性和可否认性，DNS-sly应用了用户个性化，能适应用户个人行为。在下游方向DNS-sly利用CDN相关的DNS响应去嵌入数据。研究人员称，每次页面的点击DNS-sly能实现最多600字节隐藏数据的下游吞吐量。 

网络空间是如何进行审查的呢？信息在互联网上流通要经过五个环节，其中每个环节都可能受到干预：1、源计算机——查找困难、不易监管。2、源计算机的网络服务供应商（ISP）——监控的关键部分。3、不同计算机之间——互联网的宗旨是尽可能传播快捷顺利，于是也不易监管。4、目标计算机的ISP（同上）。5、目标计算机（同上）。

ISP往往根据法律有义务为政府搜集信息，这就构成了对隐私的一种潜在的威胁。它们还会搜集有关浏览习惯的信息，并且会掌握用户的网络外生活信息，比如为收费而收集用户的地址和信用卡信息。 

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使用代理服务器来伪装IP，即通过代理服务器发出请求，因此实质上与网页接触的是代理服务器，远程网站只需要知道代理服务器的IP地址，但是代理服务器当然要知道你的原始IP地址。 

于是代理服务器中会有很多“令人感兴趣的信息”，并且它们本身也可能遭到破坏，或者是被政府机构恶意创建。中国当局要求对翻墙软件“全面可控”，就是对此的利用。

有关中国的网络监控和审查，泡泡网在近几年来做过很多调查工作，不仅有各种平台的监控测试，还有对不断出现的管制政策和网络技术的解析，以及提供相应的规避方案。本文不赘。

逃避方案——隐藏IP

互联网是阿伦特和哈贝马斯等思想家描述的那种兼有公私两个方面的私人化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就如公路一样公开，因为被传送信息的信头包含了接受者的IP地址，于是信息传递路线是可以被追踪的。虽然通过加密的方式可以隐藏信息中所包含的内容，但无法隐藏其目的地。 

如上所述，隐藏信息包目的地的方法之一就是使用代理服务器，但是那些代理服务器掌握着所有使用其服务的人的IP，如果这些代理服务器是政府或违法分子的陷阱，或者为黑客攻击的目标的话，那么其所包含的信息便会带有很大的破坏性。中国政府没少这么做。 

网民的智慧也是无穷的，只要人们能正确认识到隐私问题的重要性，愿意为自己负责，他们就总会能找到方法破解政府和黑客的诡计。Tor是一个由虚拟隧道组成的网络，它可以将你的网上活动分布在互联网几个不同的地方，从而大大增加了追踪的难度。每个代理服务器在被发现之前都是可用的，而发现它们往往需要时间。即便是拥有巨大的劳动力、行动快捷的互联网审查者，要想找到一个代理服务器也得需要几天的时间。一般来说，一个代理服务器越是低调，其存在的时间也就越长。

本周一在得州奥斯丁举行的 USENIX 互联网自由和开放通信研讨会FOCI 16会议上，加州伯克利大学的研究人员讨论如何推迟审查员发现和屏蔽一个代理服务器的时间，他们试图通过了解审查模式去发现尽可能延长代理工作时间的方法。 

研究人员以Tor匿名网络为测试对象，在美国，中国和伊朗部署了测试点，在美国的测试点是作为控制组以区分屏蔽和临时下线。

Tor在中国遭到了屏蔽，但通过组合网桥和可插拔传输，中国用户可利用没被屏蔽的网桥地址连上Tor网络，但这些网桥地址最终仍然会被审查员屏蔽，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Tor每次发布新版本都会加入新的默认网桥，研究人员测试的就是这些新网桥存活时间，他们运行脚本每隔20分钟测试一下TCP可达性，脚本会尝试建立TCP连接，记录时间、IP地址、端口、状态和错误信息。

研究人员在2015年12月12日到2016年6月4日执行了大约5个月的刺探。结果显示，伊朗没有显示对网桥的屏蔽，但中国的防火墙要先进得多——在Tor发布五个版本公开五批网桥地址之后，防火长城在7、2、18、11和36天后将其屏蔽（ Tor移动版Orbot的网桥没有被屏蔽）。 

中国的屏蔽组合了IP地址和端口，许多网桥的22端口也是开放的，结果相同IP的其它端口被屏蔽之后22端口仍然可达。3月27日，防火长城发生了故障，被屏蔽的Google服务在 15:30 到 17:15 UTC期间可以访问，在大致同一时间（10:00 到18:00 UTC ），测试网桥也可达。

五次屏蔽有三次发生在周二，一次周三，一次周五，根据屏蔽时间判断屏蔽程序是部分手动和部分自动的。 

出击方案——“换位监控”

我们一直在想尽一切办法去躲避无处不在的监控，但监控者所能使用的技术总是很令人吃惊，如果我们一直使用逃跑姿势的话，在这场较量中恐怕注定会失败。

科幻小说家布林曾经争辩说，我们之所以会掉进一个显而易见的陷阱，有可能因为我们看待这个问题的视角完全是错的。 

根据传统观点，保护隐私意味着在我们周围建筑一个保护性的网络围墙，但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又如何了解信息的使用情况呢？布林认为，在信息使用方面确保透明度的最明显方法就是利用监控者用来监控我们的技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监视信息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力量，是因为它被少数人所垄断，而我们大多数人都无法获得，多数群体所能看到的越多，少数人所垄断的信息获得影响力的机会就越少。这种对现状的逆转被称之为sousveillance——下对上的监视。 

比如无处不在的摄像头，为什么其拍摄到的东西只能发给保安和警察，而不能在互联网上传播呢？监控摄像头安装与否可能无法避免，但最根本的问题是由谁来控制它们。对许多人来说，它听上去像是一种放弃原则的做法，但布林否定这一方法会威胁隐私，他辩称，公开在某种程度上可保护弱者免受强者的侵犯。（那些有资源和技术知识的人可以购买增强隐私的设备，而其他人就只有随时随地被监控的份儿了？）

这一观点的主体是：“下对上的监视”为每个人创造了一个平等的竞争环境。监视技术的危险不在于它被太多人是使用，而在于它被太少人使用。另，人们对这一议题的大多数观点都包含了一个前提：隐私是对自己而言的，而透明度则是对别人而言的。布林认为这属于双重标准，公开和透明应该是互相的。

这种方法可能会导致社会分裂和异化，但布林不认为隐私和自由是互不相容的，正相反他认为自由极其重要，如果必须在“安稳的暴政”和自由之间选择，他肯定会选自由，哪怕是危险的自由。但他争辩说，这种选择是一种虚假的二分法：自由和知情的人民应该能够主张并实施一些隐私，因此隐私应该是自由的副产品。

“下对上的监视”这个概念与自由主义有着一系列共同前提，特别是有关自由、透明度和问责制方面的价值，但它否认阻碍信息流通就必然会促进隐私。 

但也有更为谨慎的自由主义者认为：下对上的监视就如同上对下的监视一样，会威胁个人自主权，至于监视者是强权还是草根，并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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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