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是香港“反蝗”的真正受益者？

（泡泡网特约撰稿）自八九年六四事件以来，每当中共要对香港采取强硬政治手腕时，就口口声声说香港是“反共基地”，指争取民主的反对派企图透过中港政治与民间互动，牵引中国大陆的颜色革命。的确，每年举办悼念六四烛光晚会的“香港支援爱国民主运动”，其中一个口号是“打倒一党专政”，近年也会强调，香港应担当中国政治转型的试验场。

中港民间网络互动
过去十年，大陆的互联网发展成为民众议政的空间。有不少平台，如微博、微信，均跨越边界触及整个华人社会。每当大陆发生维权事件，香港媒体和网民会帮忙把消息往外推，同样地，每当香港有大型的社会运动，消息也会透过互联网往国内推送。

最明显的例子是每年的六四烛光集会，香港的网民会以图像、数字方程式、烛光等方法，传递消息；近两年，连香港一些歌手明星，如黄耀明、杜汶泽等，也加入传送烛光，以至每逢六四，微博的烛光功能会停止好几天。

此外，香港的环保运动，以及反高铁保卫菜园村的“反强拆”运动，也在大陆发酵。近年每个国内的大城市，纷纷出现历史文化保育的运动，除保护文物外，也会做口述历史。

这些推动中国大陆政治改革的中港互动，自2003年SARS爆发以来越加频繁。后期更有直接谴责中央政治的游行。最令中联办震撼的是2012年6月10日两万五千名示威者围堵中联办，追究“李旺阳被自杀”事件。较具象征性的是2011年艾未未因为搜集汶川地震豆渣学校工程死难学生名单被捕，香港文化艺术界，在尖沙咀经广东道到弥敦道游行，希望把释放艾未未的诉求，透过来自大陆的自由行旅客，传送回中国。

“反蝗”矛头错指
然而，到今天，广东道却变成了“反蝗”据点，主张香港“城邦自治”的示威者，滋扰自由行的旅客，要把“蝗虫”赶回大陆。

“城邦自治”开宗明义要鼓吹“中港隔离”，并为此进行了意识型态斗争，以中港的界线制造优劣的族群，把一些文化差异标签化。譬如说，从草书演变出来的简体就被称为“残体字”。这些行为声称要挑战中共违反港人治港、迟迟不落实普选、以及不尊重地方文化的铁腕治术。然而，当文化标签落到了人的身上，而非指向背后的强权，矛头转向了民间，造成分化。结果反而有利中共的管治。

常说香港的公民自发运动始于2003年反廿三条的七一游行，同年，也是中国因为官方隐瞒SARS疫情，而敞开了大陆公民维权的空间。过去十年，一直有很多两地公民社会的交流，国内从事环保、同性恋、劳工、人权、女权等组织，纷纷到香港吸取经验，大陆的公民社会希望香港民主化能作为中国政治改革的实验场，也成为自由派意见领袖的共识。

茉莉花革命后的香港控制
自回归以来，中共基本上默许两地公民社会的交流，认为可以培养香港人的中国认同感。不过，2010年阿拉伯地区的茉莉花革命爆发后，中共对香港的态度逆转，它了解到很多爆发茉莉花革命的专制国家，均有很强大的海外支援网络，一方面给国内的反对者提供技术训练和资源，另一方面第一时间把游行示威和镇压的情况传送到海外。

为了防止茉莉花在中国出现，要切断中外支援网络，就要控制充当着华人公民社会输纽的香港，这也是中共对香港态度突然转变的其中一个大背景：要控制这输纽，香港不能有真普选。然而，中港的公民社会往来仍频，即使禁的了非政府组织的交流，也禁不了社交媒体上的政治暗语和两地跨境往来。

制造中港矛盾
“城邦论”和“反蝗”论，对中共来说，来得正好。在一连串的“对人不对事”的反蝗行动下，中港两地的互动变成了互相的蔑视。这边厢，城邦反蝗不断制造大陆人“财大气粗”、“不文明”、“抢夺者”等剧板定型；那边厢，党媒则不断制造香港人“怀恋殖民情结”、香港繁荣全靠中央关照却不懂知恩图报等说法，最近更不断说香港与台独势力勾结，俨如香港有一股很强的港独势力，需要被压制。

任何香港人，对党媒的说法均会嗤之以鼻。但“港独”之说，因为大陆互联网由民族主义的话语主导，击起了一般民众对香港的敌视，这情绪将会为中共对香港民主发展的高压态度，提供“民意”注码，堵截香港作为中国民主实验场，以便中共打造长久一党专政的“民粹专制”的政治。

中国资本进入香港，的确带来了很多真实的问题，最严重的莫过于大量的土地变成了豪宅投资，居者反而没有安身之所，但“反蝗”能解决这些问题吗？真正蚕食香港资源的人，根本不会在街上，也不会拿着行李箱挤地铁。相反，中港民间互相仇恨，到最后谁会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