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忧解时代（一）变质的竞争和时代性焦虑

（泡泡特约）焦虑正直线上升，做为推动和维系神经症运作的马达，它正在大量滋生时代性心理异常。数据显示，重度抑郁症流行程度比50年前高出10倍，这还是在有记录的范围内的观察。15～24岁的年轻人自杀率在欧洲高达近20%。人们用抗抑郁药物、滥交、甚至毒品来缓解压力，这些都早已不是新闻。美国发现，1999年至2015年期间，处方阿片类药物的销售额翻了四倍……

饱受折磨的失意者常为自己在社会竞争中屡战屡败、在具有外界刺激的环境中无法及时调动自身能量做出反应，而感到羞耻。最常见的结局有两种：要么变成祥林嫂，要么变成一个比恶棍还要恶的恶棍，怨恨和不满被无限放大后凝聚成了攻击性，媒体的社会板块挤满了伤人或者自残事件，更多的是同时发生。

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持枪权并不是杀戮事件的根源，根源在于变态的竞争和滋生它的没有安全感的社会。控枪不过是百忧解之术，并没有治愈能力，唯求一叶障目的短视策略。在中国，事情变得很简单了，官方一句“精神病”，便无人再问。于是一切继续高发着。

竞争的内容只剩下征服、作弊、和呼风唤雨。责备失败者甚至成为了游戏的一部分：不懂得如何征服、作弊和呼风唤雨，所以你有罪，你将接受苟延残喘和紧衣缩食的酷刑。

人们不断讨论的“世风日下”已经变成了肤浅的讽刺和自嘲。然而必需知道，道德伦理始终是以他者为稳定性基础的，道德伦理行为必然地带来一种团结感，是个体感到自己从属于于一个集体、意识到区域领土的存在、沉浸在集体的命运之中。

但当神经症竞争成为社会关系的主要形式时，对他者的感知与实体便分离开了，变成了某种完全可操作的功能性存在。

本文是接下来的几篇文章的一个主体背景分析。如果您能理解为什么富士康的工人纷纷自杀却没能联手反抗，那么就很容易明白，为什么社交媒体中的社交难以实现现实中的组织动员。

变味儿的竞争

现代文化在经济上是基于个人竞争法则的。孤立的个体不得不与其他个体或者一群人展开竞争，你还活在这个氛围内就不可能出局。一个人的优势往往正是别人的劣势，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心理后果就是个体间存在一种弥散性的敌意。每个人都是另一个人真实或潜在的竞争对手。

不管是追求公平合理还是努力伪装得礼貌体贴，竞争以及与其相伴的潜在敌意已经扩散到了整个人类关系中。

竞争是社会关系中的一个主导性因素，不管竞争的目标是名气、能力、魅力还是其他社会价值，都会极大地损害稳靠友谊的可能性。正如已经被很多揭示过的那样，它还扰乱了男性与女性的关系，不仅在选择伴侣上、也在整个优势地位的斗争之中。个体间的潜在敌意会不断激发恐惧 ——害怕他人的潜在敌意，又由于害怕他人的报复而得以加强。

其实，竞争原本可以作为另一种协作方式而存在，当然这是最理想的结果，但在无限的个人表达欲望的催使下，误解和偏执已经根深蒂固。时代性神经症的表现就是被卡在“加入还是退出”的两极化思维中。

对于正常人来说，一个恐惧的重要来源就是失败的可能性。害怕失败是一个现实来源，首先是因为失败的概率通常远大于成功的概率，还因为在一个竞争社会中失败会导致实际需要的挫折，包括经济保障、声望损失和情感挫折。

成功之所以令人着迷一个原因是它影响我们的自尊。不仅他人会根据我们的成功程度来评判我们，甚至我们的自我评价也会遵循着同样的模式。根据既定的思想意识，某人之所以成功是由于其内在的优点，或用宗教术语说是上帝恩惠的明显证据；但事实上，成功取决于诸多不可控的因素 ——机遇、手段，诸如此类。然而在既定思想意识的压力下，即使是最健康的人也会情不自禁地在获得成功时感到欢欣鼓舞，而若遭遇了失败则自感一文不值。这说明自尊的基础并不是始终稳固的。

数字时代里，人们对成功的追求已经到了一种近乎变态的程度，恨不得把自己拥有的一切、甚至伪装出的一切，全挂在脸上，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有多牛逼。我在最初使用社交媒体的几年内，完全没搞懂为什么人们死盯着粉丝量互相攀比。我的朋友直到现在不明白某些“没必要的高调”，甚至不惜连累他人的姿态式表达，究竟图的是什么。

粉丝量就像一个价值标签，似乎在标榜某个ID的影响力方面超越了其真实的学识和智商。人们真的会倾向于大V说话都是真理，草根账号不可信，这种类似于“颜值即正义”的诡异逻辑。在这一程度上，那些卖僵尸粉、声称“AI能模拟真人转发”的小广告，就是对这个时代最大的讽刺。

突变中的大脑  破碎的时间

信息科技的流行使得不稳定性大举扩散。当商品生产被转换为信息形式，当网络机器一刻不停地从社会生活与智力行为的汪洋大海中挑选出信息时间的碎片进行重组，每个人的每一天中所有碎片时间都被剥削了，完整的生命时间随之贬值，不稳定性便侵入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穿透人们的每一份期望和每一丝情绪。个体随着时间感被碎片化、撕裂和不规则的安置而变得茫然无助。

这就是当下时代的人类生活。一般智力很可能将永久性地被数字矩阵编码转变为网络蜂群，不仅精神的无意识领域已然被扰乱，神经系统本身的组织结构也在经历一个动乱过程而趋向前所未有的改变。

随着一次又一次的政治变动，人们已经纷纷意识到了在此过程中“千禧一代”表现出的“异样”行事风格和思维模式，但少有分析者认识到这代人是跟着互联网长大的这个关键问题，他们从数字矩阵中习得的东西，远超过本应从父母那里获取的习得。这是与他们的父辈祖辈全然相反的认知成长环境。

与移情对象的关系的崩塌，人际过程中共出发点的持续减少，正愈发成为数字时代人类心理状态的普遍特点。正在发生的大脑突变可以形容为为了应对周遭混乱的信息脉冲达成稳定平和需求而付出的痉挛过程。

时代病

不客气地说，这一时代文化本质上就属于神经症文化，神经症的特点是存在某些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而当下的时代文化中同样存在类似的东西。

一边是竞争和成功，另一边是兄弟情义和谦逊。一方面所有事情都在鞭策你去成功，这意味着你需要进取、独断、挤压别人；而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和宗教信仰在告诉你应该谦卑、宽容、让步。这种矛盾正常范围内只有两个解决途径，要么你能做到忽略其中之一，或者两个都重视，结果就是个体在两方面都遭到严重抑制。

更为普遍的刺激是来自宣传的，那些变态的宣传你不仅很可能扛不住，甚至躲都躲不开。最普遍就如炫耀性消费、攀比理念，简直是不发财毋宁死。但现实满足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存在严格的限制，富裕阶层永远都是极少数，于是对于个人来说，其心理后果就是他的愿望和愿望的实现之间始终隔着几个太平洋。投机主义崛起、坑蒙拐骗盛行，相比下红包求转发、雇水军点赞刷量，这些简直不值一提，连三岁孩子都懂“杀熟”是什么意思的时候，想要交上知心朋友，的确有些难度了。

时代文化已经对正常人造成了严重困扰——不稳固的自尊、敌意、忧虑、变态的竞争局面，其后果更为严重——粉碎性的自尊、作为自杀前兆的严重无价值感、破坏性的冲动等等，尤其是对爱和认同的偏执型渴求。

夹缝中的野心

神经症式的竞争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竞争，神经症患者始终在同别人较量、不断的攀比，哪怕是在不存在竞争诉求的情境下也一样。对于谁更聪明、更有魅力、更受欢迎等这些没什么结论的疑问，他们会全部不加区分的运用到每一个身上。他们在乎的只有一件事：领先、压倒别人。

另一种相反的表现是，他们不会承认自己怀有不切实际的野心，也就是掩饰和压抑自己，但又时不时的被自己过高的志向所牵引，而这些志向完全没能化作努力，没有脚踏实地的进步，因为他们期待的是立竿见影、短期内就显效，于是只能停留在不断抱怨、泄气和失望中，不断的放弃。

野心不是坏事，它能变成动力助你马不停蹄，但如果你对所有感兴趣的领域都抱有野心，那就无法专注于一个领域而坚持不懈的追求，最终一无所获，自己的真实才华都会付之东流。

在个人主义文化中存在着很多颇具破坏性的竞争，以至于作为一种孤立的现象人们会否定自己带有敌意。这几乎成了一种文化模式，你经常能看到一群人在热络的交流，但他们却无法联手做成一件事，因为他们是潜在的竞争对手，而不是同盟。

他们之间无法通过切实地探讨取长补短，无法从周边人身上吸取经验，无法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互相协助，他们的关系需要建立在互利的基础上，这与政治立场、理念派系、价值观、信仰、性别等等外观上的差异，皆无根本性关系。

竞争的潜台词是“只有一个人能成功，必须是我”，于是它也可以理解为一种挫败他人的努力，表现在很多人际关系中，从家庭在社会。

时至今日，人们已经有了一定程度上的网络生活经验，应该已经发现，线上声援和线下行动的比例是不匹配的，往往差距悬殊，预期中伟大的O2O动员模式似乎难度极高。这不完全是信息接收的问题，虽然有GFW的存在，更多是粉丝经济问题。粉丝经济让社交网络生态变成了竞技场，人与人之间是竞争关系，竞争关系虚弱了合作能力，而且这种竞争是神经症式竞争 —— 网络平台同时具有舞台效应，一个表演者为了什么而存在？观众。每个人都是其他人的观众，也同时是所有人的演员，这便把个体卡在一个神经症式的夹缝状态中：一边是被爱的渴求，一边是赢过他人的欲望。

神经症患者很害怕被治愈，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挫败治疗师的干涉，即便是偶尔倾诉，而只是完全处在一种抱怨的情绪下，“都是你们的错，我变成这样都是你们害的”，把他人的成功和自己的失败都归于外界因素。其实这类状况很常见，许多优先权竞争都基于这种心理。

而恰恰因为这种心理的存在，神经症患者所遭遇的难题和尴尬比正常人要多很多，困难反过来加强挫败感，挫败感带来更为严重的焦虑。而为了逃避焦虑，他们采取的办法特别有趣，最典型的就是极端化，把一切都极端化处理，对自己所爱的就声称拿生命交换、对自己所恨的就表示要千刀万剐。人生就如同一种充满戏剧色彩的表演。

决不是说所有追求成功的人都有神经症，不要误会，包括那些冷酷无情地猎取成功的人，与神经症竞争都有很大差异。冷酷无情地猎取成功的人并不在意他人的爱，既不需要也不期待从他人那里得到任何东西，既不会施予帮助也不会有任何形式的慷慨行为。他知道可以仅凭自己的实力和努力获得他想要的。当然他也会利用别人，但他关心的是他们的有益见解，这些见解的好只限于是否有助于他达成自己的目标。爱本身的价值对他来说一钱不值。他的渴望和防御都有一个固定的指向：权力、威望和财富。

神经症患者追寻的是两条互相背离的路 ：积极争取 “唯吾独尊 ”的统治地位；同时过度渴望被每一个人爱。这种夹在野心和爱之间的困境是神经症的中心冲突之一。神经症患者之所以害怕自己的野心和要求，之所以一点儿也不想意识到它们、约束或彻底逃避它们，主要是因为他害怕失去爱。换言之，神经症患者之所以约束竞争 ，并不是因为他有格外严格的 “超我要求 ”才极力压抑住了这种进取，而是因为他发现自己进退维谷，夹在两种同样至关重要的需要当中 ：他的野心和他对爱的渴求。

很多自嘲也许并不是反讽。对于压抑进取来说，妄自菲薄很典型，可能是一种有意识的策略。神经症患者对于自己的妄自菲薄倾向只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概念，如果他做得好，就会真诚相信别人做得比自己还要好，或者自己的成功只是巧合。或者他已经做得很好了，还要鸡蛋里挑骨头以此贬低自己的成就。这类患者不只是表面上认为自己低人一等，内心深处也对此坚信不疑。尽管他抱怨自己劣等以及由此带来的痛苦，但他完全不接受任何反驳的证据。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