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知识无用论到傻逼就是生产力－－反智主义再次崛起

（泡泡特约）昨天看到一条新闻：新浪微博 (Weibo) 市值首次超过了它的美国竞争对手 Twitter，但随后其股价又出现了下跌，市值略低于 Twitter 。《金融时报》认为，微博市值超过 Twitter 说明中国科技集团正在很多指标上缩小与西方竞争对手之间的差距，而且在为消费者提供产品和服务方面，在很多时候超过了西方同行。

于是我决定把废弃多年的微博账号找出来，看看究竟是什么在吸引用户、最热门的内容究竟是哪种。登陆后被要求“至少选取一个偏好”，我选了新闻，结果热闹了，自动被添加了很多“网红”账号，各种无知的欢乐立刻充满了时间线。其中只有一两个地方媒体的账号，也是那种十分善用所谓的“网络语言”的，以浅薄的认知、刻薄的口吻播报消息……他们的共同点是都具有几十到数百万的粉丝量，整体上足够可代表这一平台用户的平均水平和口味。

恰好同日，金正男在吉隆坡机场遇害，消息立即在网络上轰动。晚些时候，马来西亚警方便在吉隆坡第二国际机场逮捕了一名女性嫌疑人，据报道，这名嫌疑人持有越南旅行证件，出生日期为：1988年5月31日，警方称嫌疑人与机场监控录像高度相符。报道引述警方消息说，此女表示自己是一名网红，到马来西亚是为了拍摄恶搞短片。

有人不相信网红的说法，认为是职业杀手在“狡辩”。假如真的是职业杀手绝不会这么容易被监控视频捕捉到正脸清晰画面，也不会用如此拙劣的理由去狡辩。只要稍微关注下时政消息也不至于不认识金正男，他的照片遍地都是，恐怕只有当代网红才能做到这般彻底的无知无畏。

此案当为无知的“实用价值”被最大发挥的案例。

更可笑的是，这名网红杀手在监视视频中所穿的卫衣迅速成为中国新反智主义时代的流行元素－－登陆了中国的淘宝，售价高达六千多元。

网红经济源自浅薄无知的市场，网络媒介已经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如果说工业化思维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由浅入深，那么互联网思维则是透过本质看现象，由深入浅、或者干脆就现象论现象，由浅易浅，于是它也被称为现象式思维（其中包括碎片化思维、并行式思维、协同式思维、非线性思维等等），它长期被严谨的思考者鄙视。

在信息呈现突袭式、离散状的环境里，思考基本来不及深刻，网络达人的认知深度甚至不需要超过140字；社交网络的时间线布局产生了一种强此在感，人的大脑变得像照相机那样，要求对当下的敏感捕捉，停留在认识和实践的层面，推理或解构则很难形成。

互联网人不再喜欢冗长的陈述和逻辑缜密的推演、懒于记忆习惯于开口就问，没兴趣深究、点赞或拍砖看心情足以，严谨的解析不如一条快口段子来得给力，百余字的导语比随附的链接更有吸睛度……对那些旁征博引、细致入微的大论述，人们越来越没耐心，更不用说还有红包的诱惑，究竟还有多少人有多少时间关掉手机去深度阅读一本书？无知的普遍也不难理解了。

浅薄无知的特点也成为网络内容市场的生态，适应能力强或者本身即如此的这部分群体获得了最高声誉。尤其是粉丝经济的兴起，金钱的诱惑下内容生产者们不得不更加卖力地去迎合这个市场环境。

一边是前来约稿的平台告诉你：别搞硬知识，水平越高越没人看，点击量要和稿酬挂钩的；另一边是写手们在网络名流圈子里发红包求转发。人们说，你写得再认真、道理再深刻也不如搞定一个名人圈子，否则你的内容根本没人会去读。

我曾经问一位中国的00后孩子：“你将来最想做什么”的时候，他回答：“做胡润首富！做网红，我的偶像是王思聪”……我被惊到了，问他你从哪里获得这些信息的？他说来自微博啊。这代中国人在社交网络＋GFW的时代中长大，他们中很多人的知识来源就是网络，尤其是社交网络，如果网络平台的内容生产持续当下的利益追求模式，也就是迎合大众不顾一切的宣传模式，大部分价值将被击碎，后果只能是加深无知。

但如今人们考虑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做什么能赚钱。迎合低俗肤浅的受众才有市场，包装低幼IP就能赚取票房，被中国政府严格审查后的国产无脑手游却可以月入15亿，知识无用论成就了民粹政客的口碑……一位设计师说这是个最好的时代，因为市场不要求智商，水平高反而赚不到钱，无知变成了一个金矿，不当骗子是对不起时代的；一位学者说这是个最糟糕的时代，难以理解、无法融入，犹如文革重来。

反智在中国是有传统的，焚书坑儒和文革都是恶性反智主义的高峰期。知识无用论在共产党执政时期就有三次风潮：一是文革期间，知识分子被称为臭老九、反动学术权威，因为毛泽东说“书读得愈多愈反动”。批林批孔、批师道尊严、批教育黑线回潮，用毛泽东著作、大批判文章代替政治、语文、历史教材，用简单化的实用知识代替细密、科学分类和体系，由教师、学生、工军宣队和领导组成的“三结合”班子编写教材，让大批判贯穿教学，实行师生互教、工农兵上讲台，用实际操作、开卷考试代替规范考试，大学学制减到二到三年，中小学合并为四四制（8年）……教育内容稀薄、残缺，都助长了读书无用论的盛行。

第二次在八十年代中后期，经济体制改革，私营经济快速发展，社会上从事简单生产加工和贸易的第一批人通过简单的市场经济而得到经济收入的快速增长，社会上流传着“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杀猪刀的”等言论，形成体脑倒挂现象。

第三次则是2000年后至今，90年代以来经济大潮的冲击下，金钱成为衡量人的价值的普遍甚至唯一标准，江泽民主张的“闷声发大财”至今都是大多数人的主体价值观。2000年代前后在教育费用猛涨、就业低潮的双重压力下，大学毕业不包分配、自谋职业，使得贫困群体负债读书、还债无望，初中生流失、辍学现象严重。教育产业化引发的大学扩招，进而导致大学学历急剧贬值。与此同时，学术腐败和应试教育的死板导致学生素质及能力日益低落。

更早的也不少。唐朝诗人章碣在《焚书坑》一诗中写的是：“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北宋苏轼有《洗儿戏作》：“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刘孟节说：“读书误我四十年，几回醉把栏干拍”；清·李宝嘉《文明小史》中有：“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文革时知识分子不是上山下乡就是在牛棚里舔伤，那当下的知识分子们都去哪儿了？他们哪也没去，还呆在原地，一部分人在围观、悄悄哀叹，郁闷；另一部分人在隐藏自己，假扮无知并主动投入这个环境。后者喜欢说，讲道理无用那就不讲，人们凑在一起不过是为寻个乐子，太严肃会影响感情得罪人，伤了人脉就补不回来了。而人气决定着究竟是否有人会听你说话，而不在于你真的有无学识……这就是互联网：由人际携带内容、用关系亲疏衡量信息价值。

也正因此，反智主义得以更顺利的壮大。中文网络舆论与美国大选议题最为融洽的一点就是反智，总统特朗普——这位在中国人眼中的标准“成功人士”终于让人们找到了反智的“有利论据”，知识分子精英再次沦为破败的标签。

在民主国家的社交网络，研究人士至少可以享受一个相对认知水平比较高、价值观不那么离谱的对话环境，而在威权国家，浅薄为主的信息市场环境在诱导着社交网络垃圾内容的生产，人们对具有前瞻性的思想和解决问题的精神不感兴趣，更多被关注的是刺激性的情绪、陈词滥调和千篇一律的抱怨，包括时评在内的很多东西已经掉进了这个坑里。

后真相政治（post-truth politics）时代来了，与中国的反智传统一拍即合。民粹政客的雄辩胜于事实、意见重于真相、立场决定是非，甚至能令中国的政治反对群体与小粉红一起兴奋。威权政府常年封锁消息、管制媒体、惩罚坚守真理的人，诸多恶劣手段也终于获得了最大的收益：连反对派群体也呈现出令人汗颜的无知。恐同、恐穆、各种歧视和虚无主义再次盛行，尤其在社交媒体上，人们的表达和交流只不过是为了捍卫自己的正确性，于是根本听不进任何与既有认知相悖的观点，影响无法形成，偏见在这种伪互动中不断加深。

反智大多与迷信并行，就如当下又开始流行的推背图预测，它的锋芒甚至已超越各种专业政治分析。它体现的是人们对现状的无奈和焦虑、知识匮乏导致的难以理解。看那些关于脑控之类的月经谣言就能知道，国人的焦虑有多么的浓烈，以至于感觉不到自己正处于焦虑中。

幼儿不会焦虑，因为他们的知识和认识不够用，当知道得越多就越容易焦虑，为避免焦虑，人们会抑制自己进一步去了解和认识。如果焦虑被植入，同时无知就孵化出来了。不过必须说明的是，知识不仅可以有向前成长的功能，而且有缩减焦虑的功能，即有一种保护内部平衡的机能，只有更多的知识才是妥善处理这些焦虑的重要方法。

写这篇文章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必需提醒：如果不能尽快摆脱无知的传统，待某日拿到选票后再选出一个毛泽东3.0也完全可能。